從二字頭到三字頭

在這個時候，不少網友都趁機回顧過去十年自已幹過甚麼。請容許我的累贅自白：

1997年6月30日的那個夜晚，我在電視機前看到交接儀式，我只記得畫面，不記得當時的心情了。別說香港前途了，其實當時對自已的也不太關心，只知道想一嚐當記者的心願，卻連記者幹甚麼，亦只流於對突發採訪的片面理解，也沒有想過要加入學生報之類爭取經驗，是典型以為進入大學就有前途，「等運到」的無知期。

那段時候，最關心在大學暗戀的那個男生的大大小小事情，德文的e和i為何總是讀不出分別，還有，被歷史系教授說「你還是不要修這科比較好」的打擊。

反而是一年多以後，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看到電視播出香港新機場的大混亂時，同行的友人（就是「熱情」）都是首次出遠門，她因為思鄉而哭了，至於我嘛：「喂，再遲就趕不上了，不要看啦，快一點走吧。」只覺得香港這次失誤真是在國際上丟假羞家，比回歸還要「大鑊」。現在看來，自是無知至極。

1999年，畢業了。明明接獲通知，可以到中大讀新聞系碩士，卻因為家人無所不用其技的極力反對，而哭著跟大學事務說：「對不起，多謝你們取錄，可是家中有事，不能來讀了。」之後很多年，我都將那張之後發出的正式通知書，說的是我「不獲取錄」的那張釘在睡房的告事版上作無聲抗議。直至某年老媽忍無可忍出手丟掉。

那年暑假，在戲院裡看了很多次《跳躍大搜查線》。為當中找到的「共鳴感」而感傷。

當了幾個月代課教師以後，還是跑到報館應徵。由於身邊沒有人當傳媒，惟一有興趣入行的「四人夜話」成員T，都已經在中大讀新聞碩士了，對市價一無所知的我，在expected salary那一項填HK$7,000。是我當全職代課的三分之一。老總見工時也說：「這個太低了。」於是幫我改成HK$8,000。

後來才知道，仍是太低了。即使後來被挖角轉工了，未來多年仍是underpaid的宿命，就是從我的無知開始。

如果我讀了碩士，會否就對此行幻滅？

零三年的七一，我在某個離島海灘載浮載沈，之前一晚令我斷腸的多杯雞尾酒仍然令我心情愉快，是沙士以後難得的快樂時光。

去遊行，還是不去遊行。this is a question。還是不去了，因為工作已經夠累人了，做這行不應該去遊行吧，而且多我一個不多吧。藉口都很爛。可是那年，我工作得身心俱疲。每一天都說「應該要辭職了」，卻一直沒有勇氣，除了感情方面，幹甚麼都是婆婆媽媽，拖拖拉拉。

一年以後，我在新疆收到「你慶幸你不用做nina嗎？」的短訊。原本計劃是辭職後揹背包到內地旅行兩個月，結果是跟團兼照顧阿媽的脾氣。

公平而言，我口中的「老細」，亦即是我第二份工作的上司，在薪酬方面算很合理。可是無知的我，返港後見工的時候被：「你都沒有『淨做港聞』的經驗」的質疑屈服，同意減薪再到舊公司入職捱騾仔。一轉頭就接到更想加入的那間報館的通知，可是已經答應了人家，不好意思推了。

之後，這樣說嘛，「增廣見聞」的目的的確達到了，超額完成。無端端就到了法國圖魯茲享受陽光，跟《鋼鍊》的法文版擦身而過，卻帶了不少宣傳品回港。然後更多次，是到了內地大小省市，普通話卻仍然說得很爛，這是美麗的一面。不美麗的一面嘛？「事件」與採訪無大小之分，都應該敬業樂業的，至少話是這樣說。

自問對生活的要求真的不算高，可是每周六天工作，加上可以嚇呆全檯舊同學的薪酬，也有「到頂」的一天，特別是一次又一次被「賣豬仔」之後。

今年初，終於決心跟舊公司說再見（真的是最後一次），決心轉營一步步改善生活，首先從爬格仔改寫貓腸。人仍是戰戰競競的。

還有一件事不能不提。

2000年，跟我相熟的攝記同事，如常給我看他拍的有趣照片，其中一張是一個行家在扮鬼臉。我連對方姓甚名誰都不甚了解，只知道他「好像是xx的行家」，但就將那張其實拍得對方蠻醜的照片，貼在電腦螢幕旁。

照片中的主角，就是冰男。

多年之後，我跟這個人訂下婚盟，發現原來從勞師動眾到大東山拍婚照，到連全套港式婚禮那麼複雜的事都可以辦妥，卻難以處理「晚上睡覺時空調開不開」，幸而至今只有這個問題懸而未決。

從一個無知大學生到求自立的人妻，就這樣過了我的黃金十年。